1956年7月末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，57岁的张大千携年轻美貌的四太太徐雯波，带一位翻译，来到法国南部海滨之城戛纳“加利富尼亚”别墅，拜见世界艺术巨星毕加索……。若干年后，经拜见者一方不断地发酵，此举变成华人文化圈耳熟能详的传奇故事，甚至被演绎为东西画坛两巨头的“历史性会见”。

张大千与毕加索合影

看两巨头当时的合影，一个道袍修长，白髯飘胸，仙风道骨，一个穿着随性，不修边幅，雄强犷悍，75岁的毕加索，看上去比57岁的张大千更显年轻；对照他们的画风：一个是中国画坛顶尖级摹古高手，一个是西方现代美术弄潮儿、艺术创新狂。——两个大活宝，一对举世罕见的人精，如何就在这里交集？

中外文化交流史上，常有一些出人意表的错位发生，为枯燥严肃的学术史论增添轻松有趣而且意味深长的花絮。张大千拜见毕加索，便是典型的一例。

关于这次拜见，目前惟一可资证明的史料，是张大千晚年以“摆龙门阵”的方式口述实录而成的《张大千的世界》，毕加索那一方，迄今未见任何相关记载，第三方的证词，至今阙如。“孤证”的先天不足，加上“龙门阵”的虚虚实实，纵横捭阖，使张大千这段口述历史的真实性，一直受到质疑。

据张大千的“龙门阵”，他会见毕加索，起因是《大公报》上一篇题为《代表毕加索致东方某画家》的文章，该文以老毕的口气，骂他是“资本主义的装饰品”，而他的习惯是“凡对我捧场奖饰的文章我可以不看，凡对我批评、挖苦我、骂我的文章我倒要仔细看，看人家骂得对不对。”读了不但不生气，反而产生“见见毕加索”的念头。（注：张大千提到的这篇文章，学界一直在查找，至今尚无下落）

其实，张大千的这番表白殊无必要，结交名流豪杰，本是他的喜爱，也是他的拿手好戏，更何况，时至1950年代，他已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艺术资本，尤其那次精心筹划、长达两年的敦煌石窟临摹之旅，使他名利双收。在某些西方美术史家眼中，张大千俨然就是中国画坛的代表。1956年夏，由“中华民国”驻法公使文化处参赞郭有守牵线搭桥，张大千在巴黎赛那奇博物馆举办《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》，又在卢佛宫东侧一画廊举办《张大千近作展》，展出作品三十幅。奇妙的是，后者与卢佛宫西侧一画廊举办的法国“野兽派”艺术大师马蒂斯遗作展刚好同时。这个千载难逢的巧合，在张大千心里产生了特殊的效应，使他踌躇满志，自信堂堂优游于各国丹青高手云集的世界艺术之都巴黎。

然而，张大千的知识背景、艺术趣味、创作风格无不显示：他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传承者，是西潮东渐历史背景下硕果仅存的诗、书、画兼长的“文人画”名家，对西方绘画尤其西方现代绘画既无兴趣，也不了解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不甚了了”。（《张大千年谱》，李永翘著，以下的张大千引语均此出书）尽管如此，张大千不像那些头脑冬烘的老国画家，对时髦的西洋美术或不屑一顾，或义愤填膺，而是以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心态对待之。于是，一切复杂而麻烦的中西文化差异、文化冲突问题，立时消弥于无形之中，万事大吉。张大千有一段著名的画论：“在我想象中，作画根本无中西之分，初学时如此，到最后达到最高境界也是如此。虽可能有点不同的地方，是地域的风俗习惯以及工具的不同，在画面上才起了分别。”此论看似通达公允，实则暗藏玄机，比如，在卢佛宫西侧的画廊里观看马蒂斯遗作展时，张大千就认定，“马蒂斯是学敦煌的，尤其是人物素描的线条。”——张大千画论的核心与逻辑，原来就隐藏在“西学中源”中。

张大千在他的“龙门阵”里特别强调：他是在没有任何人引荐，周围朋友认定不可能的情况下，自报家门会见毕加索的；而且，当他表示要“会会毕加索”时，朋友个个面露难色，不仅赵无极，那位已在法国画坛立脚的中国画家不赞同，就连卢佛宫艺术博物馆馆长萨尔也不敢受这个托（注：毫无上下文联系，突然冒出一个卢佛宫艺术博物馆馆长的萨尔来，令人意外，因为张大千在巴黎的两个展览与卢佛宫艺术博物馆均无关系。而且，迄今没有一个中国画家在卢佛宫艺术博物馆办过画展。那么，萨尔又是谁？如果他真是卢佛宫艺术博物馆馆长并与张大千有交往，依张大千的性格，不会不在他的“龙门阵”里有所交代。笔者推断，萨尔极可能就是筹办《张大千近作展》的卢佛宫西侧画廊的老板，张大千兴之所至，将他提升为卢佛宫艺术博物馆馆长，这样“很有面子”。）对此，张大千颇不以为然，说：“艺术家只要互相尊重，有什么不能见面的？毕加索架子大，我张大千去拜访他，他就有面子了，万一他谢绝我的约会，他总要说个理由。”于是，还是经郭有守的介绍，张大千找到一个姓赵的法文翻译（此公后来成为郭的东床女婿），让他将电话直接打到毕加索府上。事情顺利得出人意料，毕加索约定第二天上午就见面，地点在法国南部一个小镇的陶器开幕式会场上。但开幕式会场上人头济济，毕加索身处宾客的簇拥包围中，张大千根本没机会接近。幸亏赵翻译身高马大，冲上去拉住毕加索的胳膊质问，毕加索作了解释，约定明天上午到“加利富尼亚”别墅会面。

笔者以为，依毕加索当时的名气、地位及繁忙的程度，不通过相应的中介，接受一个素昧平生的中国画家的求见，是非常罕见的事情。毕加索之所以这么做，与半个月前，一个中国文化代表团（经法共组织的介绍安排）对他的造成访有关。代表团里，有一位名叫张仃的画家，是毕加索的超级粉丝（人称毕加索的中国知音），将事先精心准备好的一套荣宝斋木版水印《齐白石画册》送给了毕加索，果然令毕加索产生浓厚的兴趣，之后一直都在观摩临写。——于是，便出现张大千“龙门阵”里最具戏剧性、最重要的一幕：落座甫定，毕加索捧出五大本学习中国画的习作，全是学齐白石的，请他指正，张大千喜出望外，他没想到，这位名扬世界的西画大师竟是中国画爱好者，便一本正经向他介绍起中国画“墨分五色”的技巧，毛笔的工具性能，不求形似重神似的写意趣味……

接下来，“龙门阵”异军突起：毕加索很不客气对张大千说：“我最不懂的，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？”见他惊讶的样子，又解释道：“不要说法国巴黎没有艺术，整个的西方，白种人都没有艺术！”毕加索进一步说道：“真的！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，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，其次是日本的艺术，当然，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，第三是非洲的黑种人有艺术，除此而外，白种人根本无艺术！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，就是何以有那么多中国人、东方人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！”

张大千的这段口述很是耐人寻味，毕加索居然宣称“法国巴黎没有艺术，整个的西方，白种人都没有艺术”，将“有艺术”的民族，排序为中国、日本、黑人、白人，可谓天方夜谭。应当承认，此论与西方现代艺术演变的大方向不无相合之处，因为西方现代绘画的源头——印象派，就是来自于东方绘画日本浮世绘的启示，但具体到毕加索的个案，则是另一码事，毕加索的现代画风尽管复杂多变，令人眼花缭乱，主要是受非洲雕刻和伊比利亚半岛原始美术的启发，与中国、日本绘画没有什么关系。因此，至少就毕加索个人艺术价值取向而言，这个“中国—日本—黑人—白人”的排序，是不能成立的。头脑健全的人也许会想：毕加索尽可以赞美中国的艺术、日本的艺术、黑人的艺术，也不见得非要妄自菲薄，发“白种人根本无艺术”这种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惊耸之论。要知道，毕加索自己就是白种人——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白种人，那里出过许多杰出的艺术大师……

于是不得不追问：毕加索的原话，果真是这么说的吗？翻译有没有译错？张大千有没有听错？还有，事隔十多年，张大千在“摆龙门阵”时，有没有兴之所致，对它作为我所用的引申和篡改？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值得认真追究。笔者以为：经过赵翻译的即兴意译，毕加索的话语或许已掺进中国的文化立场（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很普遍），现在，经张大千的二度发挥改造，与毕加索的原意就差之千里了。同情理解地看，在当时的条件下，不谙西方文化和西方现代绘画的张大千别无选择，只能按照自己固有的观念与根深蒂固的“大中华”思维，来理解（也就是曲解）毕加索。君不见，老毕那番“抑西扬中”的耸论，尤其是“中国—日本—黑人—白人”的价值排序，与张大千的“西学中源”论，与他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文化心态，是何其的相似！呵呵。

张大千的“龙门阵”中，有个故事也令人宛尔：毕加索陪同张大千夫妇参观自己的古堡庄园时，一位画商恭候一旁，带着几幅要求鉴定的毕加索画作，毕加索随手递给张大千，请他代劳，张大千略加辨认，立时分出真伪，令毕加索大为高兴，旁边的画商更是惊得目瞪口呆。然而，张大千后来的一番话，一不小心拆穿了这个故事，它关乎张大千获赠的版画《西班牙牧神像》。此画变形剧烈，方形人头，大嘴嘻开，眼睛一大一小，鼻子歪在一边，满头蝌蚪似的须发。张大千这样口述赠画始末：“我们看毕加索的画册，翻到这幅画时，我当时无以名之，只觉得是鬼脸壳子，足见画得很怪，我太太忍不住要问：‘这张画是啥子哟？’毕加索说：‘画的是西班牙牧神。’否则我也不知道是西班牙牧神。外国人总是比较尊重女士们，他见我太太发问，总以为她对这幅画感兴趣罗，毕加索反问了一句，‘画得好不好？’我太太当然只有说很好很好。很好很好的结果嘛，他认为我们最欣赏这幅画，就把这幅画送给我们了。”这再次证明：对毕加索的现代主义绘画创作，张大千确实是“不甚了了”——既然如此，又如何替人家的画作鉴定真伪呢？

张大千夫妇与毕加索的化装照

细观张大千的“龙门阵”，可以发现，徐雯波在这次拜访中起了不可小覤的作用。个中奥妙，明眼人自能体察：当一道袍修长、白髯飘胸的中华奇人，偕一年轻妖娆、身着花式旗袍的东方佳丽出现在毕加索眼前时，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刺激！众所周知，毕加索本是荷尔蒙超常的西班牙风流男子。也许这个原因，不轻易赠人画作的毕加索，这次破例送给他们《西班牙牧神像》。留客共进午餐后，还亲自带他们参观他的古堡庄园，与他们合影。他请张大千戴上马戏团小丑的大鼻子，让徐雯波戴一顶船形小帽，自己拿起一张报纸，剪出三个孔，蒙在脸上作面具，在一片欢笑声中，三人合拍了一张化装照。此时，一位等待毕加索接见的意大利画家，凑上来想与毕加索合影，遭到拒绝，转而请求毕加索身旁的东方佳丽，居然成功了。

在艺术史家的期待中，以这次“历史性会见”为开端，张大千与毕加索建立长久的联系，由此结出丰硕的东西文化交流之果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张大千没有这样做。回到巴黎后，他作一幅《双竹图》作为回礼寄给毕加索，画上这样题款：“毕加索老法家一笑，丙申之夏张大千爰”。张大千这样解释：“因为我们在阅画谈画的时候，毕加索特别提出来问我，中国画的竹子怎么画法？我想他对我国画竹的笔法一定很有兴趣，所以我画了一幅竹子送他。”而“外国人学我们中国画不易学的，就是在下笔后墨分五色，互见层次的功夫。我绘赠毕加索的双竹图，右方一株竹，浓墨凸现，竹叶都是向上伸张的姿态，左方一竿竹，则是淡墨衬影，竹叶都是向下垂布的姿态，双竹之间不仅显出了距离，也更见了浓淡的层次。”与此画一起赠送的，还有一套中国汉代画像石拓片和几支精制的毛笔。张大千与毕加索的交往，从此划上句号。

1956年夏张仃在巴黎召集的统战宴会，潘玉良、张大千夫妇都应邀出席

“龙门阵”里还有一个尾声：六年以后，张大千重游巴黎，在“义妹”费曼尔经营的“大观园”餐馆里，见到了毕加索作的中国画《草上刀螂》。据说，这是毕加索光顾这家餐馆时，因店主的盛情款待及与张大千的亲密关系而赠送的。张大千这样评价：“这次我看到这幅画，我不敢说，比起六年前在毕加索家里看到他学的中国画进步，我却感觉到已经更加有中国画的神韵。我一向说我不懂西画，但我认为画无论中西，都是点、线构成的，不要说毕加索乱画，我们学画的人，由他几笔线条，就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功力。尽管有人批评毕加索标新立异，但艺术贵创造，他要有了深厚的造诣与功力之后，才能创新！”——张大千对毕加索的谈论，三句话不离中国画的神妙，而对毕加索本人的绘画艺术，除了几句大而化之的夸赞，没有一丁点哪怕是最粗浅的触及，其风度，又是何其的雍容大度！透过张大千虚虚实实、纵横捭阖的口述，有识之士可窥识张大千挟毕加索自重，欲与这位世界级艺术大师并驾齐驱，甚或凌驾其上的勃勃野心和过人的心机。

一副对联“百年诗酒风流客，一个乾坤浪荡人”，一方印章“游戏人生”，概括了张大千的一生。没有西学背景，不会鸟语，天命之年为避易代之乱远走高飞，以“活动国粹”的姿态，悠游于印度、日本、法国、南美、北美长达二十余年，当仁不让扮演“文化大使”的角色。这种千年不遇的江湖传奇，舍张大千又谁能为之？细究起来，除了身怀绝技，亦艺亦商，擅长自我包装，与张大千“西学中源”的文化信念和“大千老子”的个人自信，都有很大的关系。

然而，这毕竟只是一场游戏，而且是一场错位的游戏。真正的文化交流，一定是双向的，知己知彼的。张大千的知识背景与精神结构，恰好缺少这种基础。因此，他与毕加索的交往只有一次，没有后续，也不需要后续。行文至此，笔者想起张大千旅居美国时一桩趣事：纽约街头的嬉皮士，为一东方老者的奇相异秉所吸引，纷纷跟随，一开始张大千颇为得意，来者不拒，将那班小子统统请进咖啡店，慷慨款待，交往多了，小子们尝到了甜头，非要拜他为“嬉皮士大王”不可，张大千这才感到不妙，溜之大吉。

——以上两个故事，情节内容不同，层次也有差别，本质上却一脉相承，都是属于错位的游戏。

庚子年腊月十二修订